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字不漏照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古龙取了三个好名字，连自己也无法超越，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治学名言人人皆知。南宋朝代，有这么一个人，他摘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只字末改，不仅与“文抄公”风马牛不相及，却还成了流芳百世的史学大家。读者可能觉得奇怪吧？请耐心听笔者细聊，就能知晓其中的道理。（一）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书和袁枢其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十分恢宏。由于采取的是编年体方式，只是按年份记述，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及结束要连续若干年，它就不能连贯记述了，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N卷书。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南宋著名史学家。他多年来在《资治通鉴》一书上下的功夫最多，已达到耳熟能详的水平。按现代话说，算一个不折不扣的“光粉”。但他体会到，此书虽好，但多达294卷，浩博难懂。由于采取编年体写法，历经多年的历史事件，“一事隔数卷，首尾难稽”，无法在世上普及。经过多年思索，他想到如果把《资治通鉴》按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果的办法来编排，就可以降低阅读难度，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让《资治通鉴》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了这想法后，他顾虑重重。当时史书的编撰体例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两个作者都姓司马，一个叫司马迁，一个叫司马光，都是举世公认的大咖级人物，而司马光还是自己崇拜的偶像。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书生，有能力来创造一种新体例吗？此外，全部按照《资治通鉴》所述史实编篡，上面没有的他肯定没有，由于要取舍，上面有的他也可能没有，这不是当上了货真价实的“文抄公”吗？那要遗臭万年哟！（二）在杨万里等朋友的开导下，袁枢历经二年完成《通鉴纪事本末》袁枢和杨万里是好朋友，他毫无保留地向杨万里陈述了自己的设想和担忧。博学多才且心胸开阔的杨万里哈哈一笑，说道：这是件好事啊！据传《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读书人来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仅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人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碍于情面，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资治通鉴》由于篇幅太大，的确使人阅读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了的。他晚年时曾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斯人老矣，虽尚能饭，已力不从心来做这事了。

后来，袁枢又与几个知己朋友聊了此事，大家都很支持他的想法。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袁枢经过约二年的努力，完成了《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工作。全书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特别的是，书中文字抄录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独立成篇，起讫了然，并自立标题。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杨万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读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据《宋史·袁枢传》载：当时朝廷的参知政事龚茂良，刚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就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后，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此外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三）《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充分说明勤奋和机遇是成功之母的道理袁枢从小聪明伶俐，擅长著文赋诗，且很有抱负，曾在他家乡南桥上题诗：玉龙倒悬过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他是用借喻到长安，实则抒发自己到京城去参加科考取得功名的理想。他17岁进杭州太学，20岁以“修身与写赋”科参加国子监考试，后又参加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袁枢属学者型领导干部，知识渊博不多说，其官德令世人景仰。他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时，北宋哲宗朝“奸相”章敦的后裔、浦城章惇曾以同乡的情谊，命家人将“章敦传”送来，请他润饰，被袁枢严词拒绝，他大义凛然地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天下公议。当朝宰相赵雄夸他：无负古良史矣。袁枢任大宗正主簿时，宋孝宗召他入殿面谈。他便以皇帝的自训语“小人不可不去”这句话为中心，讲述了从汉武帝至唐文宗，历代皇帝中偏听奸妄，招致祸乱的史实，忠告宋孝宗提高警惕。调任太府丞时，直言宋孝宗有宠任武士，厌薄儒生，猜疑大臣，想用近侍参与国是等一系列问题。宋孝宗感悟后对他说：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

宋代朝臣弹劾御史事例，据传就是从袁枢开始的。《宋史》夸他：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袁枢在严州任老师时，工作比较清闲。他人闲心不闲，抓紧利用较多的时间从事论著。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是，经济和学术文化有一定发展，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抱有忠君忧国之心，愤世疾俗之志的袁枢，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为给内外交困的南宋朝廷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也为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于是他产生了采用一种新体裁——即纪事本末体，来编纂《资治通鉴》的想法。（四）补白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弥补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不足，丰富了史学体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当然《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先天不足。首先表现在取材上，《资治通鉴》是一部政治和军事史，有关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陷。另外，《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变化的线索，它只是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笔者需要给读者特别说明的是，开创一项新工作，要向袁枢那样，不仅要有创新的激情，还要特别注意打好自身基础，根据现实的需要而行动，如此勤到极致后才能成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