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的孩子，教育的未来

县中问题，越来越成为相关学者关注的社会议题。数据显示，在我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县一级的普通高中7243所，占比51%，县中在校生1468.4万人，占比59%。《县中的孩子》指出，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情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他们的成长历程是真实的中国底色。

《县中的孩子》。

“在中产阶层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时，县中的孩子们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却经常性地被忽略。”作为毕业于县中的一员，《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2019年3月受邀去南方某县做讲座，在这个经济欠发达山区的学校，其衰落景象与她接触到的当地教育从业者所怀揣的正念与理想，构成了巨大的落差。这引发了林小英更多的思考。

《县中的孩子》《县乡的孩子们》都提到优质生源的流失所造成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生源流失是县中教育发展失衡的最直接原因，优质师资的流失也会随之而来。

《县乡的孩子们》。

《县中的孩子》揭示了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教育现象，“撤点并校”后，村镇学校的学生集中在县城，竞争愈发激烈，这为市场资本的进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外部名校输出的“新贵高中”迅速崛起，成为优质资源更为集中的“宠儿”，而县中则陷入被动的境遇。

在这样的机制下，县中更倾向于学习城里中学以及一线城市的教育改革经验，成为精英教育的追随者。但是“一所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的教育好。精英教育是不太适合县域的，而县中渐渐在这种趋势中，变成了被帮扶甚至淘汰的对象。”林小英如是评价。

纪录片《高考》。

《县乡的孩子们》也将目光对准县中学生的“高考”问题，不少县中争取上级支持的指标是升学率，在实践功利主义教育的背景下，老师并不将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视为要义。当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会被掩盖。

“这是教育产业化之后给县中带来的直接映射。现在许多县中被高考录取指标裹挟，不再重视普适性教育。”黄灯告诉记者，哪怕是考上一个大城市的二本学校，对县中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往往很珍惜求学的机会。”

纪录片《高考》。

广东一所高职院校的教师王婷彦则告诉记者，她不希望看到“县中的孩子”变成一个标签或者符号，但经过一番调研后，她发现的确有不少县中的孩子，在教育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畅，“任何微小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孩子们求学途中的阻力。”

《县中的孩子》显示，从“村小的孩子”到“县中的孩子”，往往要经历多次大面积的粗筛。对大多数缺乏“离场能力”的学生及其背后的家庭而言，“小镇做题家”是经历了多轮筛选、跨过高考独木桥的人，他们已是幸运的“少数”。

《县中的孩子》记录县中“振兴方案”

在欠发达地区，不少县中都面临着“生源之困、师资之困、硬件之困、保障之困、质量之困”。如何振兴县中，是多年来专家学者、教育从业者等思索良久的问题。

纪录片《高考》。

在《县中的孩子》中，林小英记下了一所县中——P中“突围”成功的案例。与大部分县中被“掐尖”的境况类似，在P中参加中考的学生，前100名里仅有15人能留在本校读高中。优质生源的流失，导致连年高考成绩不甚理想，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但破釜沉舟的教育改革实施后，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线率已达到63%。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林小英在书中介绍说，P中的改革方案听起来十分“简单”：补上学校围墙的缺口，让学生更有安全感；提供免费早餐，使得老师们愿意来监督学生早自习；充分利用寒暑假，给孩子们补补课；学生的英语基础太差，就引入小语种，让学生可以选择小语种参加高考（新高考外语包含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六门）等。

这些举措均从细节处入手，却有效地促使P中回归了若干年前的荣耀。在升学率之外，县中极有可能是部分孩子们“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在黄灯看来，P中的案例为她提供了许多借鉴。“陪伴型”的高中教育，或许比单纯考上一所大学更加重要。就目前而言，县乡的生机更需要年轻一代来激活，对于无法升入好大学的孩子来说，教育从业者不妨对县中的办学目标进行重新梳理。“相比起升学率，是否能把高中三年利用起来，为孩子们未来的人生做好铺垫？”

县中的孩子

“教育是很多元的。教育从业者能否多想想，孩子们要奔往何方？”王婷彦认为，引导县中的孩子们做出合适的选择，或许会减少他们对未来的迷茫，多一些准备和底气。

《县中的孩子》也针对这个问题，展示了一些县中的探索之路。一些校长在思考，如何为这些无法升入较好大学的孩子，提供值得他们一生回想的教育体验——孩子们对文化课程不感兴趣，便把兴趣类、动手类的课程开设得有趣一些。此外，校长们熟悉几乎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知道学校应该兜底，担负起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履行的责任……不可否认，县中仍承载着县乡大多数孩子的希望。虽然县中的改革任重道远，但振兴的潜力依然蕴藏在教育的本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