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

在中国女权思想史上，吴孟班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名字。她虽然只有19岁短暂的生涯，却足以成为其时“中国少年”意气风发的代表。由她发起创设的上海女学会，在近代中国女子社团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增进女学为事业、以发达女权为宗旨的目标。其以女权为中心的女性自主意识，给予后来者深刻的影响。因此，从戊戌变法时期称说的“男女平等”，到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男女平权”，吴孟班实乃其间思潮演进的一位关键人物。

孟班奇女子

晚清无疑是一个风云激荡、人才竞出的时代。若要为这个时代意气飞扬的人物传神写照，最恰切的概括恐怕还是个中人梁启超自我命名的“少年中国之少年”。不独男子，晚清的女子中也颇多此类英豪。就中，吴孟班应该属于名列前茅的人物。

不过，在今人的记忆中，知道秋瑾的大有人在，甚至被报学史创始人戈公振称为“我国报界女子第一人”的裘毓芳，也还不时被研究者提起。惟独吴孟班，竟久已淡出人们的视界，其生平、志业，几乎已为人遗忘干净。而吴氏生前，已有人以“孟班奇女子，不幸生支那”的诗句相赠；其去世，也有人预言：“他日文明兴女学，买丝先为绣婵媛。”以至今中国近代妇女史上吴氏的缺席而言，其不幸似乎从生前延续到了现在。从历史的荒芜中钩沉吴孟班一生事略，便成为最先应该做的工作。

吴孟班，名长姬，以字知名于世，浙江湖州归安（今湖州）人。根据1902年5月出版的《女报》报道，其去世之日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公历1902年1月4日。卒年一说为十八岁，如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编印的《新民丛报》，即言其“以去腊染时疫死去，年仅十八”，此说当出自孟班之夫邱震；一说为十九岁，如“孟班以兄事之”的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所作悼诗中有“身世艰虞十九年”之句。以二人与吴孟班关系之密切，其说都应可信。大约《新民丛报》所记为周岁，吴保初则仍沿旧例、用虚年。如此上推，可知吴孟班当生于光绪九年，即1883年。而夺去其生命的“时疫”，据国内各报的一致记述，为其时正在东南盛行的“喉症”。此次疫病为害之烈，由在日本的章太炎得到的消息可见出：“顷闻沪上喉证犹多”，“罹疾死者，先后至万余人”。

关于吴孟班的生平，《游戏报》称其为“巾帼中一豪杰，于中西语言文字无所不通，曩在中西学堂为女教习”。前半所述不错，末句却不准确。同学的说法是：“吴孟班女士精通中学，思想高尚，肄西文于本埠三马路之中西女塾，亦已有年。”因知吴氏乃为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中西女塾学生，故“娴文学，通西语”；其病逝后，也才会有“教会中西妇开一追悼会”。并且，吴孟班不仅学兼中西，长于文学，又据吴保初诗“姓名应入《畴人传》”，则其人在理科方面亦有才能。具体情况目前虽不知晓，但时人既以“学问湛深”许之，其学自必有过人处。而孟班最出色者，尤在吴保初所谓“文字深研哲学家”、“女权新史事堪嘉”，其中含藏的创立女学会、提倡女权一段史实，因关乎吴氏的思想与事业，还是留待下文细表。

说到吴孟班，自然不能不提及其夫君邱震。邱氏一名宗华，字公恪，为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做过上海《时报》编辑的陈诗记邱父“曾为神户领事”，实则公恪父邱瑞麟(字玉符)早年供职于江南制造总局，后由驻日使馆随员，于1893至1894年短期代理过驻横滨领事。因此《游戏报》称述：“维新志士邱公恪，幼在东洋高等学堂肄业，回华后，年甫弱冠，即深识中外政化大小强弱之原，日与诸同志切实讲求，有力挽时艰之志。”而其再度赴日游学的经历，在梁启超1902年7月刊出的《饮冰室诗话》中叙述最详：

邱公恪，名宗华，当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学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以病退校，归养沪上，余亲送登舟。乃归未及一月，竟溘然长逝，年仅逾弱冠耳。

而国内各报在记述邱氏病殁时，无不与其夫人吴孟班的先逝相系连，称“邱闻讣痛悼”，“悲恸咯血，今春归国，又于四月初一日病亡”，其时年仅二十四岁。正是一段“亦侠亦情儿女英雄齐下泪”（王慕陶挽联）的动人故事。

邱震之重返日本，固然有学习军事、挽救国家的大志，但其1901年的去国，实带有避难性质。据宋恕1901年6月28日信中说，“沪上近日又兴党狱”，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康（按：指康有为）党甚严”，而吴保初、章炳麟、邱震等五人被指名捉拿，“必欲得而甘心”。虽然宋恕当时听说“邱入西学堂”，不过，其后邱震又远走东瀛。难怪伉俪情深的吴孟班会有异样的悲愁：“去冬邱赴日本游学，女史送登舟，还塾谈笑如故，而辞色隐舍[含]愁叹，案头置邱肖像。”不久，吴即“遽以病喉殁”，应该也与邱之亡命有关。

这一对不幸于1902年相继病逝的年轻夫妻，其百年前的风采，幸好有小说家包天笑的一枝生花妙笔将其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此段文字写得极为动情，十分难得，故整段征引如下：

当时金粟斋常来游玩的宾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邱公恪与吴孟班。公恪名宗华，为吾乡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吴孟班，亦吴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小，而才气横溢，雄辩惊座，不似我之讷讷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论，真不像是个吴娃。我们以同乡的关系，时相过从，孟班常说我太拘谨无丈夫气。一天，在朋友辈宴会中，宣言于众，说我像一位小姐，于是这个小姐之名，不翼而飞，传播于朋侪间，如蒋观云先生（智由）见我即呼我小姐。三十岁以后，本已无人知我有此雅号，一日，与南社诸子吃花酒，诸真长（宗元）忽宣泄我这个隐名，于是又飞传于北里间，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时，陈陶遗还以此相谑呢。

再说邱公恪与吴孟班这对夫妇吧，我离金粟斋后越一年，闻孟班即以病逝世，或云难产。公恪到日本，习陆军，入成城学校。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又以他们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夫人逝世后，不数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们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长逝。两人年均未届三十也。叶浩吾挽以联日：“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蒋观云挽吴孟班诗句云：“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我今白发盈颠，回忆五十年前，多情俊侣，再无复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余哀也。

此文虽写于包天笑七十多岁时，距邱、吴夫妇谢世几有半个世纪，而二人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且，足见其个性鲜明，令人难忘。至于包天笑回忆中提到的叶瀚（字浩吾）挽联，乃是出自1902年6月24日上海同人为邱公恪与吴孟班举行的追悼会。报载，“海上同人以邱夫妇为中国杰出之人材，而皆不永其年，赍志以没，爰仿西礼，特假闸北平江公所，醵赀为设追悼会”。“是日与斯会者凡一百四十五人，而外处寄到之挽语哀辞尤不可胜数云”。送挽联者除叶瀚外，尚有蔡元培、章太炎、吴保初、蒋智由等。联语往往夫妇并举，如汪德渊、吴保初、章太炎合撰的一联是：

孟班不生公恪又死世所同哭；

武昌有鬼日本无仙吾谁与归?

所云“武昌有鬼”，即指张之洞追拿党人事。而挽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则属“少年”一词。叶瀚所制最称简括，亦最知名，除包天笑外，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曾征引，当时报纸辑录挽联，叶作亦列居第一。其他如孙毓筠、蒋智由、蒯筹枢、王季同四人联：“造物其不仁，翩翩中国两少年胡为乎死；壮怀应未已，浩浩风涛廿世纪何处求君?”吴保初联：“五老峰头又弱一个；六少年界只存四人。”这一出自众手的不约而同的选择，证明“中国少年”实为最切合于邱、吴夫妻的称号。何况，“追念少年之方来，应矢悼逝之深哀”，正是上海同人祭悼二人的主题。

与梁启超由少年而步人中年、最后接近老年的人生之旅不同，邱公恪与吴孟班的生命形态确确实实地定格在“少年”。这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格成为晚清“少年中国之少年”的代表。

嗜学堕妊

虽然今人已鲜有知晓吴孟班者，但在晚清江浙一带的新学人士中，其人留下的印记之深，仍可说是历久不磨。包天笑的忆述即为一证。而柳亚子1923年的重提吴孟班，则关乎吴氏另一桩在当年流传颇广的逸闻。

柳亚子的话头是因参加朋友毛啸岑与沈华昪你的结婚仪式而起。当时在场的有七人演说，因为口吃向来极少讲演的柳氏却不过面子，事后作了一篇《对于啸岑、华昪结婚时茶话会上各人演说的批评》，算是补写的演说辞。逐一评点过其他七位的讲辞后，柳文后半也发表了作者本人对于新婚夫妇的希望。第三件说的是“节制生育”，引为典范的正是吴孟班：

二十年前，浙江湖州有个有名的女志士，叫做吴孟班，她的丈夫，叫做丘公恪，也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伉俪很相得的，有一次孟班怀了孕。他[她]把来打掉了。公恪惊骇起来，问她甚么缘故?她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二十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求学，只要五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了。为了五年后的人才，牺牲二十年后的人才，在中国朝不保暮的时候，不比较的得计吗?”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

吴孟班此话将少女救国的一腔激情吐露无遗，尽管过去了20年，柳亚子的记忆仍然清晰准确，可见其感人之深。

当然，最准确的记载还是出自在日本横滨编印的《新民丛报》，嗣后所有的传说、争议均发端于此：

闻孟班尝有身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公恪语塞。

据此，吴孟班的想法不只是堕胎，更是绝育。这在当时无疑属于惊世骇俗之举。也正因为其太过前卫，因此，后来的传言便都略过绝育一节不提，“主张无后主义”的柳亚子才会只记得前事。

而将吴孟班的故事从日本返还国内，使其广为人知，则应归功于一份晚清的妇女杂志。1902年5月8日，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后更名《女学报》）在上海问世。创刊号的“新闻”栏中，即有《嗜学堕妊》一则。该文以“吴孟班女士精通中学，思想高尚”开篇，主体部分记述了吴之学业、婚姻到去世各情，大抵已见前引，继而全录吴保初《哭吴孟班女士》诗三首并自注，最后才有如下数言：

孟班秉赋厚，精力兼人，读书连日夜不知倦。去年秋冬忽常病。或言孟班有妊，恐废学，以药堕之，因以致此。然孟班于侪辈间绝不承认。呜呼，其志可悲矣!

这样一篇表彰女界先进、叙写吴氏生平的通讯，应该是出于追求新闻效应的考虑，才故意以篇末缀述的传闻名题。由此亦可见，为求学而堕胎，在当年确是动人听闻的情节。以这样醒目的标题作出的报道，果然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一篇署名“真中国之新民”的读者来信，其反应更是出乎《女报》编者意料之外。此位读者阅报的感受并非一般人所有的感激奋发，反而是“不觉狂笑”。并非对死者不敬，其人实乃另有见解。他激烈地质疑：“夫孟班既恐因怀妊废学，因而下之，则何不当初不嫁公恪?既嫁矣，何不勿与其夫同寝?乃必使有妊以后，用猛烈手段杀未生之国民，其罪大矣!”既已认定不合情理，以“真中国之新民”自许的投书者因而断言其情节全属虚构：“此事想孟班决不出此，诸志士欲扬孟班，故作此志耳，其实诬孟班实甚。”他于是要求“将鄙函登入《女报》，以示是非之公”。显然，这位“新民”乃以堕胎为非。

应该承认，上述对于堕胎的看法确实体现了晚清社会的普遍认知。而且，直到1942年，任卓编《女子尚友录》，对吴孟班之堕胎仍斥为“残贼无人理，不惟公骆[恪]大骇，余亦骇之”。他的看法是：“惟教育子女，俾成人才，方为尽父母之责。”于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时《女报》编者在答书中会就这一问题花费如许笔墨，且语气和缓。复信先是说明堕胎一节为同学间的猜测之词：“孟班堕妊，在本报系因执笔者与之同学，骇以坚强之体质，忽然憔悴，忽然殒落，故闻同学中人有此私议，不能无疑。”同时也重复了初次报道中未经本人证实之意：“然固尝询之孟班，孟班则并不承认也。”接下来又分析《新民丛报》的消息来源应为“适在东瀛”的“孟班之夫邱君公恪”，“其伉俪私语”，“故纪述较本报尤为详实”，以此反驳“真中国之新民”“堕妊之事为不确”的推断。

不过，“真中国之新民”的来信毕竟用词尖刻，伤害了《女报》同人敬爱女杰的感情，复函中因此也针锋相对地回答：

若谓孟班不应为此，且责以何必嫁，何必孕，则未免措辞过当矣。夫孟班此举，原不过取其好学之笃耳，姑[故]本报表其题曰“嗜学堕妊”。若必责以绝情窒欲，是以圣人责孟班也。

编者更感慨的是：“方今女学萌芽，嗜学笃志者少。孟班死矣，其尚有肯嗜学堕妊者乎?”在树立楷模之际，《女报》编者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巨大的社会阻力面前，此举很可能会成为绝响。如吴孟班这样绝世独立的女子，确乎不易再得。

其实，如果仔细查看，可以发现，关于吴孟班“嗜学堕妊”之说，在不断地重述中也在暗中变形。最早出的《新民丛报》是将其“有身自坠之”与“染时疫死去”分置两条消息叙说，《女报》也明确记其死因为“病喉”。到了“真中国之新民”的质问信中，其读报的印象却变成了“吴孟班女史因自下其孕以致不永其年”，吴之去世已被直接归因为堕胎。由此再一转手，就有了留在包天笑记忆中的或言孟班死于“难产”的异词。

只是如此，问题还不大。更重要的是，这一则显露爱国女儿豪壮情怀的报道，在《新民丛报》本出以《道听涂说》题下，《女报》又明言其为同学的揣测，本人已极口否认，似乎此事未可深信。尽管《女报》推想其源自邱震不为无据，且堕胎既为个人隐私，在其时又极易招致非议，两报的含糊其词，很可能原因在此；不过，笔者的兴趣尤在流传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时人心态。其实，《新民丛报》与《女报》的编者更关心的是，借助传扬此一若有若无的故事，大力表彰女子全心向学、早成救国人才的奋发有为精神，以期塑造晚清女性新的人格理想与风貌。试想，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比“嗜学堕妊”更能凸显此一精义?宁信其有便成为编者与读者共同的需要。因此，责难者指其“欲扬孟班，故作此志”，也并非毫无道理。

创立女学会

如果只有“嗜学堕妊”一则逸闻，虽能见出吴孟班之为“奇女子”，但还不足以坐实其人之为“女中杰”。而吴氏“创立女学会，慨然以提唱女子教育为己任”的一番作为，在近代中国女子社团史上，确乎是不该遗漏的一节。

1901年4月11日，吴孟班以“长姬”的本名，给《中外日报》主持人汪康年写过一信。而此前4天，其刚刚在该报刊载了《拟上海女学会说》。吴之一文一函，均专为创办女学会事而发，立会缘由在信中也说得极其明白：

长姬悼女学之式微，悲女权之放失，思有以匡救之。

至于“女学”与“女权”二者的关系，在《拟上海女学会说》中有更充分的展开。吴自言，“抱此耿耿之苦心，三数年于斯矣”，说明其对于女学会运思已久，并非一时兴起。虽明知力量绵薄，且学力未逮，但当有人责以“曷弗学中卒业，然后为之，便可令其事增大”时，吴氏却毅然不顾。充溢其中的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而无世俗人所猜忌的“盗名字于流辈，驰声华于侪类”之想。

吴孟班的焦虑来自内外两面。就时事而言，她以为，“震旦积困，强敌外压，生灵有倒悬之厄，种族抱沦亡之痛”。而这种时局发展到庚子以后，又与甲午中日战争时的情形不同：“乃者庚子之役，十倍甲午，积困积弱，至此为极。”这是因为1895年中国虽然战败，但战区尚在沿海一带；庚子事变则不同，作为国都的北京竟然被八国联军占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路西逃，流离失所。这一深刻的耻辱记忆，也强化了知识界普遍的危机感。吴孟班的“失今不图，噬脐莫及，徒增后日之悔耳”的意识即由此而来。

个人一面的原因，则是古人已有的“人生苦短”的感叹：

人生百年，有如朝露；而女子弱质，寿命更促。往者公恪之先姊夙抱此志，云须待时；一旦溘逝，化为异物，志气莫遂，赍恨九京。长姬有鉴于此，岂可复令重蹈其咎耶？

此言真也不是多虑，晚清志士受内外煎迫，忧伤损年，英年早逝者不乏其人。特别是遇到疫病流行，人的生命更显得格外脆弱。蒋智由为吴孟班作悼诗，感伤的也是：“年来历历英才尽，人虐天饕两若何。”吴氏的亟思有为，因此相当明智。

而将救国之心与有为之身合为一体，吴孟班立志创立的事业便是女学会：“今长姬所以不复自揣，裦然为群首而倡行之者，譬犹救焚济溺，虽濡手足、焦毛发，不顾而为之。”其实，若论女学会，在中国最早亮出字号的应为1898年出现的中国女学会。不过，此会虽办有学校，即“中国女学堂”（后改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并出版了《女学报》，当时已有所谓“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的说法；但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其成立宣言一类的文告，故中国女学会很可能是依托于筹备在先的女学堂，由参与其事的女性构成的一种松散组合。这也是吴孟班自许首创的原因：

今女学会之设，实为中国四千年以来开辟之举，可谓任重道远非常之举矣。

而上海女学会真正开办之际，先前操办中国女学堂的骨干，如创办人经元善、提调沈瑛在致贺追述历史时，也只提到学堂，却未及学会，可见吴氏的自豪确非夸饰。

依据4月11日吴孟班致汪康年函可知，吴本撰有《上海女学会章程》一卷，曾送汪。这应该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女子团体的大纲细目，可惜此文件未见报载，不知尚存人间否。目前只能从吴氏的《拟上海女学会说》中一窥其宗旨：

归安吴长姬等，睹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耻之!不揣固陋，拟开一学会，以增进妇女之学识为事业，以发达妇女之权力为宗旨。

如此明确的增进女学、发达女权的宗旨，不单使这个拟议中的上海女学会起点甚高，而且，其在晚清思想界也造成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金一（天翮）之“吾今日为中国计，舍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外，其何以哉”的言说，陈以益(字志群)主办的《神州女报》与《女报》之以“提倡中国女学，扶植东亚女权”相号召，均是其深长的回声。

而这个筹划中的上海女学会的灵魂人物，又非吴孟班莫属。按照《拟上海女学会说》的记述，吴氏将创会缘由“以告同学诸女”，得到了诸人的赞同：

佥谓吾等同处此二万里区域之内，同为四万万人民之一例，有改革之责，发言之权。及此颠沛，宁能坐视?故不辞嫠妇恤纬之愚，用申漆室悲吟之志，发为公言，以风中国。

在国家危亡之际，勇于挺身而出，组织团体，发出声音，有此觉悟的女性，在当年实不易求。因此，吴孟班不免有事多人少的感慨：“惟今之际，实为发难，凡百事端，擢指[发]难数，皆须一一经始之。而同心厕名于发起会员者，不过同学诸女七八人而已。”虽然女学会拟办的具体事项现不得而知，但“凡百事端”一说，已透露出吴孟班的志向绝非只限于创立学会，按照晚清女子社团的普遍做法，起码兴办女学堂必在题旨之内。

办事之难又不仅是缺少同志之人，外界的阻力也实际存在。吴孟班对此已早有心理准备，所谓“出类拔群之举，颇能惊俗，偶一举足，谣诼纷来，兹事大难，夫人知之”。而吴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毅力更令人叹服，其自誓：“惟持积蚊成雷之义，坚忍不拔之志，不敢过自菲薄耳。”也是做大事业人的声口，出自一位十九岁的少年女子，尤为难得。

在“事艰力微”的情势下，吴孟班也曾想到向《中外日报》投稿，刊发《拟上海女学会说》，希望借助这份维新人士喜欢阅读的报纸，让其创会宗旨传播广远，以征求更多同道。但吴氏的种种筹划，终于湮没在庚子善后引人关注的时局变迁中。在此，除了叹息时势比人力更强大之外，也再次证明了吴孟班的先知先觉。虽然其有意以女性的奋发自强，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精神，提升国家实力，可此中深意，即使在晚清志士中也很少能获得理解。其情状一如吴保初日后所追述：

于是吾宗有女中豪杰孟班者，……思创学会，为吾国倡。草议章程，应者盖寡，久而未遂。力疾励学，赍志夭殂。

在吴孟班，女学会事业未成，谓之“出师未捷身先死”，确非过言。

不过，在其精神的感召下，吴孟班的生前未了愿，于其身后，终竟有同志之人继兴代起。1902年5月18日，上海女学会在蔡元培家中召开第一次会议。按照经元善与吴保初的说法，此会发起人为蔡元培夫人黄世振、《女报》主编陈撷芬、林万里之妹林宗素等。当日出席会议的中国女士共二十位(另有一名英国妇女)，除上述发起者外，尚有原属中国女学堂的内董事与教习沈瑛、章兰、蒋兰与丁明玉诸人，以及薛锦琴、吴弱男、吴亚男等。在会上发表演说的依次为原中国女学堂经办人经元善，《选报》主编蒋智由，吴弱男与吴亚男之父吴保初，《杭州白话报》主笔林万里，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苏报》主人、陈撷芬之父陈范。此次集会，“各女史则因为时已晚，未及演说”，但该会的成立无疑为年底爱国女学校的开办奠定了基础。至此也可以说，吴孟班创立女学会、兴办女学堂的遗志，已一一实现。

吴保初在上海女学会第一次会议演讲时，即适时道及吴孟班的首倡之功，并预言：“近日海上诸志士”已为邱公恪开追悼会，“他日诸女士应仿诸志士之吊公恪者，以悼孟班，又不卜可知矣”。由此可知，6月24日以“同人公具”名义设立的“邱公恪追悼会”，因广告中明言是为“邱君公恪、吴夫人孟班夫妇，少年赍志，殊堪悲悼”而起，因此，“同人”中之理应包含上海女学会成员，也在情理中。送挽联者有蔡元培与黄世振夫妇、吴保初、蒋智由等人，正见出此意。

女权撒手心犹热

将吴孟班创立女学会的目的简括为“提唱女子教育”，其实不够准确。吴氏在当时最为人知晓的功绩，实在提振女权。孟班生前，已有识者赠诗，极赞其为“女中见卢梭”；去世后，蔡元培、黄世振夫妇合作挽联，也专一表扬其于“支那奴隶之国，创闻男女平权”。从同时代人的一致推许中可见，在中国女权思想流布史上，或更具体地说，即从戊戌变法时期称说的“男女平等”，到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男女平权”，吴孟班无疑是其间的一位关键人物。

尽管1900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上，已译载日本石川半山(本名安次郎，1872—1925)的《论女权之渐盛》，令国人知晓了“女权”一词，但其毕竟属于“外论”，仍有待本土化。吴孟班的应时而起，便负起了这一责任。其为创设女学会专门撰写的《拟上海女学会说》一文，在中国近代妇女史上，本应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笔者对于吴孟班之为“关键人物”的认定，也是因为有此一文存在。而其长期被埋没，则使思想史的链条中缺失了一环。对于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说，1901年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一种“世纪初”的新鲜与兴奋，尚滞留未去。石川半山既已断言：“男女之竞争，创于十九周年；……实为二十周年一大关键也。”《拟上海女学会说》的开篇于是也首先对19世纪作了回顾。在吴孟班这位中国先进女性的眼中，上世纪的精神成果更有意义的部分，即体现在女权的增长上：

呜呼!十九世纪之文明进化者，果何在乎?此最近世之第一大问题，不可不知者也。盖十九世纪之文明进化者，女权增进之世界也。女权何以能增进?由妇女学识之有进步也。

文章后半，吴氏又预言：“吾知春雷一动，万蛰皆苏，进步之例，愈进愈骤，女权女学，必应时而起矣。安知二十世纪之老大帝国，不大冲突于世界乎?”就目前所知，这大概是晚清国人最早谈及“女权世纪”话题的文章。1903年，金一（天翮）作《女界钟》，进一步指认：“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随后丁初我、柳亚子等人的说法，虽在重复金一之言，但实际上所有诸说，包括金一在内，均是吴孟班此论的回音。

就女权与女学的关系而言，吴孟班认为：“夫人有学识，斯有权力；有权力斯可抵制外侮。”并以之为“强权学者发明之公理，万不可犯者也”。将强权论者向外的扩张、侵略性，转化为自强以制外敌，确能见出吴氏运用外来学说的自主立场。而女权既以女学为根基，言及中国的衰弱之原与女权的丧失，吴孟班也必追究到女学的式微：

吾中国二千年女权之遏塞久矣。推原其故，岂非妇女不学之故哉!夫惟不学，权利尽失，于是男子遂得非理加之，奴隶、玩物，皆不免焉。积而久之，妇女亦自甘于奴隶、玩物，习焉不觉矣。此人群之所以不昌也。

此说表面看来，与梁启超1897年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讲“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相似，但从女学到强国之间，吴氏已明确添加上“女权”一节。也就是说，女子教育不再单纯以国家富强为唯一目标，女性自身的权益已在考虑之内。此乃吴孟班在20世纪初倡导女权学说的最大意义。

女子失学、女权丧失固然是由于男子的压迫，但在吴孟班眼中，更可怕的还是女性的自我奴役所导致的永世沉沦：

于此二千年昏黑世界中，有一人焉，不自甘于奴隶、玩物，起而抗之，则举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梏之。非独男子然也，女子亦目之为怪物，相戒而不敢从。驯至屏息低首，宛转依附，以受压勒抑制为公理，以柔顺服从为义务。深闺幼闭，永不见天日，鞭挞詈骂，甘受不辞。人生之酷烈，至斯极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由吴孟班发端的对于女性自身的深刻反省，日后也繁衍成为晚清妇女论述的一大主题。这种来自女性的批判，甚至比男性的声音更加激越。如胡彬夏以《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为题撰文，便直言；“吾中国积弱之故，彼二万万之男子，固不得辞其责，然吾所尤痛心者，乃二万万之女子也。”对其“尤痛心”的中国妇女状况，胡氏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加以斥责：“识见卑陋，眼光如豆”，“自私自利”，“妄尊妄大”，“自居于玩物而不辞”，诸如此类尚属轻言；而谓之“蠢如鹿豕，呆如木石，安怪人之呼为下等动物也”，则已迹近辱骂。是又将吴孟班的女性自省推至极端。

相比而言，首先发言的吴孟班所作批评因贴近历史情境，分寸把握亦最适当。她虽然也痛恨女子的自甘束缚，但还是对中国女性的觉醒抱有很大期望：

中国民智不开，民气不振。男子既甘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而女子亦受缚于男子权界之内。祸根不拔，谬种斯传，遂以国政非民人所干预，公论非妇女之所发，致使文明诸邦，目我有野蛮之行，无爱国之心者也。呜呼!吾中国其果有野蛮之行乎?吾中国人果无爱国之心乎?是大不然。盖体积庞大，则感觉必迟；压制既久，则抵抗斯难。故非受大创则不醒，非生大力则不敌也。

而这一“大创”，先有甲午之战，后有庚子之变。其所“生大力”，则于甲午以后国民精神的觉醒，女学堂与不缠足会的相继兴办方面开始有所表现。庚子之役的创巨痛深既十倍于甲午，“物穷必反，理之固然”，吴孟班因此对20世纪中国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改变信心十足。

不过，上述女性自觉意识的发生以及对中国“女权女学，必应时而起”的期待，无论在吴孟班还是胡彬夏，无一例外，都是以欧美、日本为参照与取法对象。胡为留日学生，此节不必说；吴之出身教会女校，英文亦佳，对西方女性生活及女权运动的状况，显然也深有了解。其称说：

方今之世，文运渐进，风气大开。人类同等、男女平权之说，遍唱于欧美、日本诸邦。于是有矫良妇女风俗之会，有妇女参与政权之议。呜呼!此真文明发达之所由来矣。

结合吴氏对于传统社会“国政非民人所干预，公论非妇女之所发”的抗议，可以看出，其设立女学会，最直接的目的虽在“提唱女子教育”，但由仿效欧美的增进女权，进而要求妇女参政权，也已尽在念中。孟班谢世后，时人一致推崇其“志趣远大”，而只有在这一层面上理解，方可算是穷尽其义。

最能确凿证实吴孟班对后来者思想影响的，还是黄钧（字菱舫）1903年所作《<女界钟>序》 对《拟上海女学会说》的大面积复述。这些以黄女士口吻写出的文字，经核对，实际大多出自吴文。如果说，女性异端遭受来自内部的群体围攻可能是由于先觉者面对着共同的历史处境，因此黄序中也使用了几乎与吴孟班完全相同的词语：

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二千年矣。纵有不甘于奴隶、玩物，大声疾呼，起而抗之，则举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梏之。非独男子然也，女子亦目为怪物。悍者肆口诋毁，弱者腹诽远走，相戒不敢信。

而黄文在另一处所说：“嗟夫!人有学识，斯有权力；有权力斯可抵御外侮。此固强权学者发明之公理，近士夫所谓物竞主义，上九天，下九渊，前千年，后万祀，神圣豪强、颛蒙衰弱所莫或犯、莫或异者也。”很明显，这不过是在前引吴言“夫人有学识，斯有权力；有权力斯可抵制外侮。此强权学者发明之公理，万不可犯者也”之中，加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语。

黄菱舫对于吴孟班思想的复制，最重要的是下列引言：

凡世界人群智识学业之进步，其事万端，而其元素有二：曰社会，曰教育。言社会则妇女为丈夫之愿[顾]问；言教育则妇女尤为幼稚之导师。是以全国之民智民气，妇女可以转移之。

这段黄序中的精妙之论，亦本于《拟上海女学会说》，且吴孟班的论述更突出了其时作者独有的女权意识：

凡人种智识术业之增进，具[其]事万端，而大要有二：一则由于社会之改良，一则由于教育之得绪。从社会上言之，妇女者，固丈夫之顾问也；从教育上言之，妇女者，又幼稚之导师也。是故女学者，全国文明之母；女权者，万权之元素也。

此言明显为后来流行一时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的雏形，晚清诸多关于女性与社会以及女性自我改造的命题，均由此生发出来。而其将妇女辅佐丈夫、教育子女的家庭功能放大到社会与教育的范畴，也为女性由传统向现代的角色转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据此，女学与女权的重要性被提高到“文明之母”与“万权之元素”的顶点，这在吴孟班的论述脉络中，既很顺理成章，却又是对“男尊女卑”旧秩序的巨大颠覆。

实际上，黄菱舫尽管在《<女界钟>序》中大量抄录了吴孟班的言论，然而，其对吴氏以女权为立论基点的思路仍然少有体贴。统观《拟上海女学会说》全篇，吴孟班与当时倡导“女学”的男性论者如梁启超、金一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看重的其实是“女权”。当然，吴氏也会把“欧美诸国”的“人群昌炽”、“势力充分”归因为女学与女权的进步，但由于她始终坚持女性立场，因此，“女权”对她而言，便成为毋庸置疑的第一义。“增进妇女之学识”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发达妇女之权力”，而经由女学会的设立，吴孟班期待“他日”能够“发明”的，也是“女子于世界中为男子对待之半之义，女子有言论思想独立自主之行之理”。甚至直到文章结尾，吴氏的呼唤仍集注在女性的自由与幸福：

呜呼!吾二万万之女子，其将永远为奴隶、为玩物，以终此天长地久之世界乎?抑将奋然兴起，并力竞进，以享文明之幸福耶?世有抱扶衰起微之志者，必投梭而起，以从吾游矣。

这就是说，救国自然为女子不容推卸的责任；但女性先要自救，先要享有充分的权利，才能够担负起救亡的使命。

从女子解放必须成为女性自觉的意识出发，吴孟班也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对此前中国的女性启蒙历史进行了反思：

往者甲午之役，大梦始觉，国民精神，于斯唤起。识时诸子既大声以告海内，而女学堂、不缠足会相继而起，女学之说，此为权舆。然发难者，类皆士夫，而女子阘茸，不能自竞。

对女性依靠男性启蒙、解放的状况深致不满，吴孟班于是将女子的自我觉醒、自立自强看得格外尊贵。而在倡立上海女学会的过程中，吴氏的女权独立品格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尽管为寻求道义声援，吴孟班曾投稿《中外日报》，发表《拟上海女学会说》。而一旦感觉汪康年有“悲其志，悯其弱，起而倡导之、赞助之”的意向，吴氏的表态也堪称经典。她一方面表示“其所以仰望大力”，乃是因为“发轫之始，必由群力；先河之导，端赖前哲”，因此，女学会的各项事业也需要男子的帮助；但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吴致汪函中明白表达出的坚定的女性自主立场。其言日：

然男女有限，责任攸别。夫女学会者以妇女而办，妇女之事乃妇女之责任，与男子无与也。

若以为这仍不过是基于“男女有别”的传统礼教，那么，其接下来对于“今者效将伯之呼于公前，无乃自放弃其自由欤”的回答“是不然”，已表明吴孟班并未把争取女性自由的主动权交予男子。因而，其不放弃“群力”、“前哲”协助的努力，也绝不容许他人误读为“女子阘冗不能自立，终须男子辅持其旁也”。鉴于吴致汪函本属私人信件，其所表露的强烈的女性自尊，应视为吴孟班最本真的心态。

无可否认，晚清的男性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初始阶段，确乎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但觉察到这种来自男子单方面的解放呼声与权利赠与，仍然无法使女子获得真正的自由独立——“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晚清的女界先进很快也以纯粹女权主义者的思路与姿态，表明了其把握自己命运的意志与信心。而吴孟班恰是其中最早的觉悟者。在创立女学会一事上，拒绝男子的越俎代庖，便是其女权思想最集中的体现。

正因为吴孟班倡导女权给予人印象深刻，其去世后，各家悼诗也无一例外，均在此大做文章。未曾谋面的菡初作诗，起首即声言：“沉沉女界，平权孰伸?伟欤邦嫒，笃志革新。”痛惜其“郄驷不肯留，尺波犹电谢”的吴保初，也以“同宗同志”的兄长身份，表彰吴孟班“解演三乘平等说，女权新史事堪嘉”。而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引录的蒋智由诗句“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更因切合吴氏生平、心事，堪称盖棺论定。

并且，热心女权作为吴孟班的个人标记，也在其时的文学创作中映现出来。邱公恪、吴孟班夫妇双双离世不久，一位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撰写了《爱国女儿传奇》，在《新民丛报》刊出。该剧现仅见第一出“宴花”，其中上场五人，旦扮谢锦琴，影射因在上海张园拒俄集会上发表演说、声誉正隆的十六岁少女薛锦琴，净扮胡彦复即吴保初，生扮张枚叔即章太炎(字枚叔)，小生扮邹公恪即邱公恪，小旦扮于孟班即吴孟班。无独有偶，戏中于孟班的上场诗，恰是一句“巾帼萧条缺女权”。而此出剧结尾时，众人准备合影留念，胡彦复又提议将此照“即名为中国四少年图”，正对应着吴保初祭悼邱、吴夫妇的挽联“六少年界只存四人”。

曾几何时，一度深深印刻在时人记忆中的女权先驱吴孟班，已长久为世人所遗忘。而一百年后，重读吴氏的遗文，其思想的锐利与深刻，仍令人钦佩不已。窥一斑而知全豹，晚清先进女性精神状态的自由与丰盛，也昭示出那是一个让人活得精彩的时代。

来源：《文史哲》2007年第2期，第8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