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一场缺乏顶层设计的“变革”

晚清时期，外敌环伺，国力积弱，政府财政和民间财富几乎无以凭借。因为闭关锁国，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列强的侵辱。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富国强兵，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晚清大臣，领导国家进行了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然而，几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拉开序幕，一个成功了，一个却功败垂成。回首看，与历史上商鞅、王安石等变法不同，我们称洋务运动为“运动”而非“变革”，其主要内容还以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为主，失败的原因也并非中学历史课本里学到的“技术依赖”、“体制制衡”等简单几句，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则原因颇多。

从两大产业建设看洋务运动

前文我们讲过，自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国家的治理者内心有阴影，害怕折腾，一直以稳定为前提。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这种固化思维也没有多大改变，四大基本制度依旧“固若金汤”。从1860年-1890年，期间近30年，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就是否要开展洋务事业，陷入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以铁路为例，朝廷上下就针对应不应该修铁路吵得不可开交，一些保守的大臣认为铁路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就连一向支持洋务运动的曾国潘也反对修建铁路。在曾国潘的逻辑里，认为铁路一旦修建成功，就会打破运行数百年，基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结构，新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将可能发生，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思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精英阶层，铁路之争不再是技术之争，而是意识形态之争。直到1880年底，刘铭传、李鸿章在力陈修路之必要被驳回后，便开始悄悄的修建了一段运煤铁路，为了避免麻烦，在上报朝廷时还有意说成“马路”。直到1891年，国家的首条铁路才落成，总共才360余公里，而日本用了30年时间，修建了3300公里铁路。由此可以看出，腐朽愚化的思想涂害不轻。

如果说最高当局在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那么一些开明的洋务派则受困于官民之争。以轮船招商局建设为例，1872年，李鸿章为了在长江航运中抵抗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展公司化经营，当时比较有名的买办在当时的政策环境影响下，纷纷入局，投资并致力于公司经营。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轮船招商局在航运业务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纷纷参与下，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制造业、保险业等，出现了许多“中国第一”的企业，这可谓是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小阳春。然而，技术上依赖国外还是其次，真正的冲突矛盾在于国营和民营的取舍。在一些买办，民间资本看来，在企业走上正轨后，政府应该退出，不应该再派官员，招商局的盈亏责任由商人承担。而在李鸿章的逻辑里，办洋务运动目的是“富国强兵”，政府从事商业，必须握有经营的主导权，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引进民间资本及买办人才，都是资源缺乏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国营和私营，国家化和市场化之间的“交锋”，在整个洋务运动中，这种矛盾从未被化解过。直到1884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一些买办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挪用资金，激化了矛盾，李鸿章则乘机将一些买办“净身出局”，这也可以说是第一批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也是中国百年现代史上，第一次“国进民退”。自此，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在以后十年，由于民间资本的“失望”，投资积极性降低，清政府为办企业筹集资金变得越来越困难。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决然推行民营化，相继把许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总体看，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因为两种不同路径选择，导致中日国力差距从此越拉越大，呈现了不同的国运。

商人和知识精英的体制外救国

由于官商合营矛盾，民间资本纷纷出局，伺机寻找新的出路。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国民受到很大刺激，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变为民间崛起，也就是当时比较响亮的“实业救国”。对于四大利益集团的有产阶级，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正式出现，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这位恩科状元，在短短几年内创办了十余家关联企业，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纱工厂和民资集团，这可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萌芽。二是商人在“东南互保”中公开参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为了防止战火南延，当时的南方四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东南互保”方案，保护列国在中国的权益，而张謇、盛怀宣等人以民间身份斡旋于四大督抚和八国公使之间，促成了协议的达成。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基本上宣告了近30年致力于实业兴国洋务派在民间信用的丧尽。

在商人纷纷创办实业的同时，1905年有着1300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让中国精英阶层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至此，商人和知识精英在体制的大门外“会师”，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成为了必然。

清政府最后一次政治改革：立宪运动

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在商人和知识精英在体制外联合后，既有政权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寻找新的出路，变革的主题有经济领域迅速的向政治领域推进。然而这场迟来的、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由于清政府的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的信任支持，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一时间激起很多商人的反抗，最为激励的是湖南和四川，由此还爆发了“保路运动”。铁路强行国有化，可以说是继李鸿章夺权招商局后，又一起严重的“国进民退”，这最终也导致了推翻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有诸如修建了一些铁路、创办了一些实业，开启了公司化运营先河等成绩，但依旧无法掩盖其先天性缺陷。相比于其它变革，是由上自下、由内及外，而洋务运动却反着来，最终导致失败。总结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四条：一是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二是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三是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四是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等到民间喧嚣与立宪之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预备，一味拖延弹压，导致温和政治的“时间窗口”猛然关闭，中国再次错过了一次现代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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