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僧伽教育之演变（七）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三月，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撰写了传诵一时并且影响深远的《劝学篇》，其中明确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大率每一县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庭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

光绪皇帝阅读和同意后，命令军机处颁发给各省官员予以推行，从此引发了近代中国汉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历经七年时间的“庙产兴学”狂潮。

（一）佛学院校奉诏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重新颁发保护汉传佛教寺庙财产的上谕，才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和减弱了第一次“庙产兴学”狂潮对汉传佛教丛林寺院的直接冲击。与此同时，清政府下诏命令佛教徒“自动兴学、自护寺产”，于是全国各省遂奉命组织成立“僧教育会”。

从公元1914--1944这三十年时间里，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安徽、陕西、河北、四川等省份，先后开办了三十至四十余所从事佛教出家僧众教育的佛教大学和佛教学院。

例如：江苏省的文希法师，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于扬州天宁寺设立了江苏佛教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僧学堂，入学的出家僧人有仁山、智光等20余人。随后不久，浙江省的寄禅法师、松风法师、华山法师等，也相继设立了佛教僧学堂，一时成为各省兴办佛教僧伽教育的领袖人物。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汉传佛教僧伽教育领域里办学效果相对成功、学生的成就和影响比较突出、在中国汉传佛教近现代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佛教院校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杨文会创办的祗洹精舍（金陵）、公元1922年欧阳竟无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南京）和公元1922年太虚大师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武汉）。

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三十六所佛学院、中国台湾地区也建立了五所佛教大学。这些佛教院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汉传佛教僧伽教育，不仅已经走出了传统佛教宗派寺院里的丛林教育时期，更代表着中国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已经正式走进现代化的学院教育时期。

（二）学院时期僧伽教育的特点

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在学院时期，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突破传统、八宗并宏：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全面开设汉传佛教八个传统宗派的重要经典论著，直接突破了译场教育时期，只是重点培养一经一论一系的僧材；以及丛林教育时期，专注培养一宗一派的僧材等，这些因循传统、视野狭窄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

2．重视世学、科目增多：佛法不离世间法，出家僧众如果缺乏世间法的基础功底，不仅其佛学理论和修行功夫很难达到教育目标，甚至不能顺利完成课程教学计划。因此现代佛学院在课程设置上，主动增加一些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将现代社会普遍视为基础学科或工具学科的逻辑学、心理学、文献学、宗教学、科学史、法律、外语等，分别设置为必修课或选修课。

3．博学多闻、术业专攻：佛学院教育采用现代大专院校2-3年专科、4年本科、2-3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的普通学制。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开始重视本科段的通识教育和积极开展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教育。

4．面向世界、国际标准：佛学院教育已经把视野扩大到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佛教、北传大乘梵藏语系佛教、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流传至今的地域性混合融合佛教。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选择学术研究的课题和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等方面，逐渐开始重视与借鉴来自日本和欧美学术界的系列研究方法、研究标准和研究成果。

今天，对于许多接受过现代化的学院教育、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并且从事着佛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能够阅读佛教的原典语文资料、能够从事第一流的课题研究、能够做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学院教育时期的基本要求！

六、结论

佛陀已经入灭，世界上只留下关于佛陀的历史文献记载和佛弟子心中的永恒怀念！

以世间文字书写和印刷成的浩瀚法宝，往往又因为名相繁琐、语句艰涩而难以理解和把握！

只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优秀的佛教出家僧人，不仅是三宝之中的僧宝，在佛教中的地位等同于佛宝（佛陀）和法宝（佛法），甚至在很多时候，出家僧伽中修行证果的高僧大德们，对于世间正处于生死烦恼中的众生来说，要比佛陀（佛宝）和佛法（法宝）更为亲切和更加重要！

曾经在历史上造就众多高僧大德和法门龙象的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已经走过教学并进的译场时期和学修并重的丛林时期，现正走在博学专攻的学院时期的道路上。尽管汉传佛教的僧伽教育在过去，在现代，始终存在着各种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和束缚，但是无可否认，能够在成千上万的普通出家僧众中，发现、培养、训练和造就高僧大德的最有效途径，还是属于现代学院时期的佛教僧伽教育！

只要世间有优秀的僧伽教育，就一定会涌现出现优秀的佛教高僧！是以关注僧伽教育、重视僧伽教育、反思僧伽教育、改进和提升僧伽教育，这是当代佛教界所应齐心合力而为之的第一件根本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