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称降准还有空间，还有哪些货币政策信号值得关注？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央行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明示并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1个百分点，以此带动了1年期、5年期以上LPR各下降0.1个百分点，支持挖掘有效需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同时，引导主要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保持银行可持续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政策实施效果看，陆磊称，人民银行针对科技金融设立了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有力扩大了有效投资。推出力度较大的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组合，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关于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陆磊表示，央行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加快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举措，更加有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总量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银行增强贷款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在利率上，发挥好近期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的带动作用，以此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在结构上，加大已有工具的实施力度，推动新设立工具落地生效，主要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总量、价格、结构，就是央行下一步的主要政策设想。”陆磊坦言。

　　降准还有空间

　　今年以来，央行先后三次实施了比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整，有力支持经济回升向好。

　　那么接下来货币政策还有多大降准降息空间和必要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降准降息等政策调整还需要观察经济走势。

　　“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供给长期流动性的一项工具，与之相比，7天期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是对应中短期流动性波动的工具，今年央行又增加了国债买卖工具。综合运用这些工具，目标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年初降准的政策效果还在持续显现，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的空间。”邹澜说道。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降准空间方面，考虑到之前的几次降准中，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法人金融机构都没有降准，很可能意味着5%就是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

　　“由此推断还有2个百分点的降准空间。如果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的话，还能降准4次。”王青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至于何时降准落地，王青预计，考虑到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降准很可能安排在四季度，降准幅度将为0.5个百分点，释放资金1万亿元。

　　“这主要是为了支持政府债券发行。”王青表示，四季度有可能出台增量财政政策，具体包括加发1万—2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来扩投资、促消费，以及再发行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可以看到，之前两年都出台了类似的增量政策。

　　“另外，4月以来受金融‘挤水分’、严监管的影响，银行信贷投放偏低，也不排除四季度适度加大信贷投放的可能，到时候也需要降准支持。”王青补充道，市场影响方面，降准会释放清晰的稳定增长信号，资金面也会进一步充裕，整体上利好资本市场。

　　邹澜还指出，受银行存款向资管产品分流的速度、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幅度等因素影响，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还面临一定的约束。

　　“央行将密切观察政策效果，根据经济恢复情况、目标实现情况和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具体问题，合理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邹澜称。

　　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为了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央行在与财政部门加强协同、不断优化国债发行和交易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自今年8月起已经开展国债买卖操作，并在月末发布了首个“国债买卖业务公告”。

　　谈及央行买卖国债，邹澜表示，8月全月央行买短卖长、净买入国债1000亿元。“央行买卖国债主要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管理，既可买入也可卖出，并通过与其他工具灵活搭配，提升短中长期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同时，我们也将结合宏观形势和政策调控需要，创新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提升货币政策效率。”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8月央行开展的国债买卖是货币政策工具箱的补充和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也是在经济修复时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属于常规货币政策范畴，并非在货币政策空间不足下的量化宽松。

　　“央行净买入国债的操作，表明了央行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预示着后续流动性合理充裕。也会给市场传递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管控的信号。”温彬表示，8月央行买短卖长，表明央行对长端利率的风险管控态度，长端债市利率大幅向下突破可能性较低，短端产品或因其流动性较好以及非银机构的配置需求更受青睐。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邹澜认为，首先要考虑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其次，要改革利率调控机制；未来，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

　　在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方面，邹澜强调，货币政策传导实际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从央行到金融市场的传导，通过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强金融机构自主理性定价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另一个是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需要着力打通堵点，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监管等政策的协同，促进供求平衡，支持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领域，提升对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传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