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长三角需重视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分化不均等短板

“协同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对外发布，今年是第9次发布。依循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创新系统、区域发展韧性、增长极等科学理论，该指数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支撑等四大领域，综合GDP水平等1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与阈值，对长江经济带110座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系统评估。与以往相比，本次评价指标中新增了“对外合作指数”。

从指数研究报告看，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稳步上升，城市体系橄榄型结构不断优化。然而，对标世界一流水平，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生态协同能力增强，但短板仍然突出。二是城市子群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化，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仍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澎湃研究所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科研团队撰写系列文章，提炼呈现指数研究报告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沿岸日落景色。新华社资料图

2023年12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3）”。从指数研究报告看，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中，上海以64.99分位居第一，连续九年位居榜首，龙头作用显著。位列前十强的其它城市依次为：杭州、南京、成都、武汉、苏州、无锡、重庆、合肥、长沙。湘潭、淮南、新余、益阳、淮北、广安、毕节、邵阳、荆州、随州位列排行榜的后十名。通过采用指数计算、空间自相关分析、指数趋势分析方法以及近三年地级城市大数据，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与阈值，“协同指数”研究报告对长江经济带110座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评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积极的发展趋势，但也相应存在亟需补齐的短板。

城市协同能力稳步上升，但“少数城市强，多数城市弱”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稳步上升，城市体系橄榄型结构不断优化。从2023年城市综合协同能力得分来看，平均值为15.33分，比2022年增加了2.42分。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呈现出较为均衡发展的态势且综合协同发展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

从等级分布来看，2023年长江经济带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6等级“纺锤形”结构特征（图1）。相较于2022年，2023年各类城市的分布呈现出“头部不变，中部增加，尾部减少”的总体趋势。2023年综合协同能力12分以上城市由2022年的37座增至65座，达到110城市总数的59.09%，相比于2022年增长25个百分点。龙头城市上海（1座）和高级区域中心城市数（10座）保持不变，一般区域中心城市数量由2022年的33座增加到今年的36座，区域重要城市（36座）和地方重要城市（15座）保持不变，地方一般城市由2022年的15座减少至12座（图1）。

图1：长江经济带城市等级分布情况（2022与2023）数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编制团队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与其位序近似服从Zipf的规模—位序分布规律，其得分的对数与其排序的拟合优度达到了77.98%（图2），拟合效果良好。2023年度规模—位序拟合线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少数城市强，多数城市弱”的差异化特点。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中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仍是如何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在经济、创新、交流、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往来，促进区域整体交流能力的提升以及整体协同发展能力的提升。

图2：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得分-位序分布（2023）数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编制团队

数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编制团队

城市生态协同能力增强，但仍需花大力气实现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

2023年，长三角城市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动能正在形成，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从四大领域排名前10城市平均得分看，经济47.48分，科创32.76分，交服65.80分，而生态仅为23.49分。龙头城市上海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三大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生态支撑领域得分仅为28.91分。

从四大领域的相关关系来看，经济、科创、交服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其两两相关系数均大于0.81。生态支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系数由去年的0.14上升到0.32，二者开始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相辅相成的局面越发凸显，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发明显（图3）。生态支撑能力与科技创新、交流服务发展能力之间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20和0.23，较去年的0.10和0.11均有一定提高。

图3：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四个专题领域相关关系图（2023）数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编制团队

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生态环境改善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等领域的积极影响不断增强，但生态支撑能力与科技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表明，通过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实现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

未来要继续强化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与交流服务能力、科技创新与交流服务能力协同发展的优势，制定更加有效的生态支撑能力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协同发展举措。要找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以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化由科技创新成果向生态保护领域的转化，加强交通互联互通、城市提高对外合作水平等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长江经济带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城市子群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化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指数的全域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以及经济协同、交流服务和生态支撑子版块的协同发展能力全局莫兰指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说明在这些领域，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能力在空间上并非处于随机的状况，而是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状态。科技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科技创新不存在空间关联性，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资源分布正逐渐均衡化。从莫兰指数的数值来看，空间关联性最强的子版块是生态支撑，其次为经济协同发展能力，交流服务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集聚效应排名第三。

注：使用的空间权重矩阵为各城市距离平方的倒数数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编制团队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集聚特征，笔者绘制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图4）。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散落在4个象限中，说明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方面，4种组合的城市集聚类别同时存在。

落在第Ⅰ象限的城市包括上海、苏州、舟山、嘉兴、杭州、南京等，多属于长三角地区的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属于“高-高”集聚类型，说明长三角地区在城市综合协同发展能力方面走在长江经济带前列，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

落在第Ⅱ象限的城市包括六安、衢州、淮南、滁州等长三角地区的边缘城市，以及湘潭、德阳等紧邻中西部省会的城市，属于“低-高”集聚类型；落在第Ⅳ象限的城市主要包括长沙、成都、合肥、昆明等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属于“高-低”集聚类型。这两个象限的城市形成对应关系，一方面体现出在长三角地区内部发展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另一方面体现出中西部地区实施的“强省会”战略限制了省会周边城市的发展。

落在第Ⅲ象限的城市包括随州、鄂州、宜昌、荆州等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属于“低-低”集聚类型。受到区位条件因素以及自身发展基础限制，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接收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发展“洼地”，属于城市分类中的地方一般城市。

图4：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能力指数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2023）数据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编制团队

然而，在空间聚集效应之下，城市子群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化的问题仍较为突出。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中上游地区则相反。从城市子群的角度看，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协同水平较高，各二级城市子群在经济发展领域、科技创新领域和交流服务领域均名列前茅，位居长三角城市群的苏锡常城市子群、南京城市子群、杭州城市子群、宁波城市子群、合肥城市子群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综合得分分别为28.56分、24.54分、23.25分、20.88分、18.49分，远远高于武汉城市子群的13.72分、环鄱阳湖城市子群的12.89分、环长株潭城市子群的12.73分、成都城市子群的13.68分。这反映出，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仍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内上、中、下游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明显。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以上海这一龙头城市为核心，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合肥等高级区域性中心城市密集分布，其余城市也大多位列一般区域中心城市，城市间协同发展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整体上长江下游地区已步入区域一体化阶段。

长江中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居中，除武汉、长沙和南昌三个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其余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并不突出，说明这一区域的协同能力受行政级别影响较大，城市间各种资源流动存在较大壁垒，市场调配资源的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处在非均衡发展阶段。区域核心城市对周边的“溢出效应”较差，更多体现为中心对周边的“虹吸效应”。此外，中游地区协同能力较高的城市呈现沿京广线和京九线带状分布的特征。

长江上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总体依然非常低，仅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为突出，城市等级分布呈现明显断档，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显著。该区域内城市主要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受阻，属于低水平发展地区；加之较大的地形起伏使得该地区对外通达度和联系度较弱，受“路径锁定”效应的影响明显，该区域内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较大。

应当看到，长江中上游地区较为普遍地实行“强省会”战略，一方面确实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外流的处境，但是在集中资源建设强省会的过程中，省会溢出带动作用发挥比较有限，这也导致了中上游地区虽然存在协同发展能力得分很高的城市，但是城市等级分布断档严重，协同发展能力得分普遍较低。有鉴于此，在建设发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的过程中，除了发挥长江的纽带作用，实现下游带动中上游的目标之外，还亟需聚焦发挥中上游省会城市的“溢出效应”，普遍提升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