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回应货币政策取向：降准仍有空间，利率进一步下行面临一定约束

在总量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银行增强贷款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在利率上，发挥好近期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的带动作用，以此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在结构上，加大已有工具的实施力度，推动新设立工具落地生效，主要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谈及降准降息空间，邹澜认为，相关政策调整还需要观察经济走势。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供给长期流动性的一项工具，7天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则是应对中短期流动性波动的工具，今年人民银行又增加了国债买卖工具。综合运用这些工具，目标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年初降准的政策效果还在持续显现，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未来下调还有一定的空间。

利率方面，邹澜介绍，人民银行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今年以来，1年期和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累计下降了0.1和0.35个百分点，带动了平均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同时，受银行存款向资管产品分流的速度、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幅度等因素影响，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还面临一定的约束。

邹澜强调，人民银行将密切观察政策效果，根据经济恢复情况、目标实现情况和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具体问题，合理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

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将发力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进一步谋划新的增量政策，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宣告“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市场预期9月美联储降息的概率大幅提升。市场因此对我国增量政策会否加快实施高度关注。

对此，邹澜回应称，会继续密切关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优先支持国内经济发展。在总量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在结构上，以金融“五篇大文章”“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作为重要工作抓手，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合理消费融资需求。

至于市场密切关注的降准降息，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告诉记者，考虑到之前的几次降准中，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法人金融机构都没有降准，很可能意味着5%就是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这意味着我们还有2个百分点的降准空间。如果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的话，还能降准4次。

王青认为，考虑到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降准很可能安排在四季度，降准幅度将为0.5个百分点，释放资金1万亿，主要是为了支持政府债券发行。他还预计，四季度有可能出台增量财政政策，具体包括加发1-2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来扩投资、促消费，以及再发行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涛建议，三季度应尽快针对大中型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但从以往降息的效果和市场反应来看，建议减少高频但小幅的降息举措，集中有限的政策资源，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实行一次性50个基点左右的较大幅度降息。

他的理由是，7月人民币贷款仅新增2600亿元，如果剔除5586亿票据融资，实际新增贷款为负。从分项数据看，居民和企业的短期、中长期贷款规模均明显下滑，需求不足导致信贷下降的因素可能要超过季节性因素。贷款下降，反过来又会导致存款进一步下降，这将不可避免地对银行机构的流动性和信贷资源带来压力，亟需货币当局降准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此外，考虑到实际利率依然偏高，进一步降息仍有必要，且美联储降息在即也为我国降息打开了时间窗口。

刘涛还表示，考虑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将于今年底全部到期，建议明年初对相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可进一步追加新的额度，并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0.5个百分点，以利于配合做好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文章。

“买卖国债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管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打造强大的货币，是其中重要的内核。6月19日，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阐述了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思路，邹澜在本次发布会上结合最新进展进行了补充介绍。

邹澜表示，下一阶段，将结合经济金融发展变化，以及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审慎评估，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

首先，要考虑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加快，金融市场日益发展，融资结构不断变化，这些都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经济的相关性下降。央行将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多将其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同时结合形势变化，研究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让货币统计更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要改革利率调控机制。以前央行的政策利率比较多，市场参考起来有时会拿不准。目前，央行已经明确OMO利率是主要的政策利率，淡化了MLF利率的政策利率色彩，并将7天期逆回购由原先的利率招标改为了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充分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投标需求。

这意味着，利率不再是中标结果，而是中央银行根据实施货币政策等需要确定的。数量也不再是中央银行调节流动性的手段，而是一级交易商根据政策利率和他们的市场判断共同决定的，这有利于提升机构管理流动性的主动性。

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一方面，适当收窄利率走廊设置的宽度，更好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在利率传导上，着重提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质量，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促进市场利率由短及长顺畅传导。为避免影响政策利率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传导，每月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时间原则上都将安排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发布后，价格由投标机构投标情况来确定。

“此外，还要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邹澜强调。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的要求，央行在与财政部门加强协同、不断优化国债发行和交易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自今年8月起已经开展国债买卖操作，并在月末发布了首个“国债买卖业务公告”，宣布8月全月“买短卖长”、净买入国债1000亿元。

邹澜解释，央行买卖国债主要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管理，既可买入也可卖出，并通过与其他工具灵活搭配，提升短中长期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同时，我们也将结合宏观形势和政策调控需要，创新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提升货币政策效率。

最后，还要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邹澜介绍，货币政策传导实际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从央行到金融市场的传导，另一个是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的传导。前者需要通过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强金融机构自主理性定价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后者需要着力打通传导堵点，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监管等政策的协同、促进供求平衡、支持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领域，提升对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传导效果，增强金融服务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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