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叶圣陶22封书简首次集中亮相《收获》：“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据《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介绍，第一封是叶圣陶1947年2月2日致巴金的信，市立剧专在戏剧节要举办展览，他向巴金借取曹禺的原稿。最后收录的是1984年4月12日叶圣陶的诗柬，那时叶圣陶因胆病住院开刀，巴金托友人送花慰问，叶圣陶以诗代柬答谢。当时90岁体衰力弱的叶老轻易不再动笔，竟写出完整七言专赠巴老，恰是二人惺惺相惜、浓厚友谊的体现。

纸短情长，一封封珍贵书信，也是一手文献记录，令读者一窥历史的侧影。“尽管两人年事已高，但精神层面的交流来往始终没中断。此前发表和收入文集的约有五六封，专辑里其他信件都是巴金先生家人近期找出来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告诉记者，巴金先生每有新作出版，都会恭敬地给叶老寄上，叶老尽管眼睛阅读困难，但十分珍惜来自老友的情谊，也一直关心着巴金的创作，“二人精神上的联系，比一些所谓世俗意义上的‘密切’交往，更能看出友谊的纯粹。不掺杂质和功利的情感，令人感动。”

温暖！50年中“不止一次的鼓励”

1928年冬，叶圣陶在灯下读留学法国的巴金寄来的小说稿《灭亡》，甚为赞赏。翌年，便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分4次连载，反响极大。《灭亡》发表后，巴金正式选择以写作为终生职业。此后，巴金一直视叶圣陶为自己的老师，形容“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圣陶曾评价巴金文章“充满热情”“很是爽利”。两位大家的友情持续了50多年。

巴金1958年5月13日写给叶圣陶的信里，谈及30年前往事依然满怀感恩——“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地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的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虽然我始终没有写出好的著作，以来报答您的鼓励，但是我每次翻阅旧作便想起我从您那里得到的那点温暖。”

时光流淌，这份最初的伯乐情持续温暖着巴金。1977年11月7日，巴金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写道：“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到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信的结尾，他表达了对叶老身体的关心——“您的眼病大概好了吧。听人说您的听力有些衰退，请您多多保重。”

信中所指的这首诗正是《赠巴金同志》，全文为：“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涌如泉。”其中“《文汇》刊书翰”指巴金发表于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的《一封信》。

1980年3月11日，叶圣陶写给巴金的信里道出心声——“……您每有新书出版，必郑重赠我，深情厚意，永铭于心。如徒然道谢，反而见得疏阔了。《随想录》先有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带来赠我。我目力大衰退，不能阅览，由媳妇夏满子读给我听了七八篇，我听了无不感动。”

信任！“在正路上继续前进”

除了信件，专辑《叶圣陶巴金书简》还收录了1985年春天两位老人在北京欢笑畅谈的照片，那是巴金叶圣陶最后一次相聚。“隔着纸面和许多时间，那爽朗的笑声，似乎还能传递给后来的人们。”在钟红明看来，责任编辑和写作者之间的温暖情谊和理解，会激发出怎样的力量，“两位先生做了很好的诠释”。

正如巴金曾说：“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而叶圣陶，恰是他“写作与人生的双重责编”。

“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巴金在最初发表于1986年6月5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的《我的责任编辑》文章里，如是描述心路。

“两人声息相通，要言不烦，有时看似简单的问候，其背后不仅仅是关心，还有精神上的互相鼓励和支持，有着一种共同的坚持。面对时代风浪，两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抚慰和对共同价值标准的维护，这批书信就是最好的见证。”周立民谈到，前辈们的风范，对我们也是提醒和鞭策。